普希金城位于圣彼得堡市郊，原名皇村。普希金上皇村学校时，写过一首《园亭题记》：
请怀着虔敬的心情
到这儿来吧，年轻的路人，
到这荒僻的爱之亭荫。
我曾在这儿品尝爱情的幸福，
在甜蜜的激情中化为灰烬，
在那美妙的一瞬间
连时光也为我们暂停。
记得一本书上说，此诗所咏之亭，乃是离皇村学校不远的中国亭。它到底是什么样子？我几次游览普希金城，都想去看个究竟。但每次都因与人同行，匆匆忙忙，直到离开后才猛然想起忘了去访观。今年夏天访俄时为免再度遗憾，我一进普希金城，就离开游伴们，前去寻觅它。
按照地图的标示，我在叶卡捷琳娜花园与亚历山大花园交会处找到了一座名为“中国亭”的建筑物。因其顶端所装的风向标在风中簌簌着响，它又有“簌然亭”的雅称。此亭座落在波光鳞鳞的水塘边上，形状奇特，令我越看越糊涂。虽说它与俄式、欧式建筑大异其趣，但实在与“中国亭”的名字不相称：除了门窗的形状之外，几乎一点儿中国味也没有。那么，园里是否还有另一座中国亭呢？我问了几个路人乃至公园管理人员，他们都说就只这一座中国亭。
“前面还有一座大妙亭，比这座漂亮。”一位热心人的插话引起了我的兴趣。还没走到大妙亭前，我就惊喜得差点叫起来：这才是中国亭！此亭矗立在用巨石垒成的大妙山顶，8根粉红色的大理石柱托起彩绘的飞檐拱顶，中国特色十分鲜明。山下的幽深隧洞，山间的扶疏林木，更增添了它的诗情画意。普希金所咏之亭，必是此亭无疑。因为诗中“荒僻”二字，只有此亭当得起。皇村花园中的其它亭子，包括上述“中国亭”在内，环境都没有这么优美，离人们居住或过往的地方都太近，不是少男少女幽会的理想场所。
中国亭和皇村中的其他中国式建筑，都是叶卡捷琳娜二世当政时下令修建的。这位德国出生的俄国女皇受当时席卷欧洲的中国热、特别是中国文化的崇拜者伏尔泰的影响，不仅下令在奥拉宁鲍姆（今称罗蒙诺索夫市，离彼得堡不远）修建中国宫，在皇村营造中国式园林，还在与伏尔泰及利恩亲王等西方人士的通信中大谈中国，胡编一些所谓的中国格言，甚至写过这样的顺口溜：
中国皇帝——咿咿咿，
喝起酒来——嘘嘘嘘，
装个怪脸——嘻嘻嘻……（见阿列克谢耶夫《普希金与世界文学》319页，列宁格勒科学出版社，1987年。）
在她的影响下，俄罗斯一时涌现许多关于中国的文章和书籍，其中大部分是从法文和德文翻译过去的。与此同时，在上流社会，搜集中国瓷器和漆器等工艺品也蔚然成风；一些贵族纷纷仿效女皇，修盖中国式的住宅……
从大妙亭向西望去，透过浓密的白杨和枞树枝叶，可见到一组造型同样奇妙的建筑群——这便是刚刚修复的中国村。中国村最高的建筑是一座八角形的观象台，其下分两行整齐地排列着10栋平房。在1782年修建之初，曾打算用瓷砖作墙面。后来改为粉墙，并在上面描绘飞龙走兽、奇花异草。叶卡捷琳娜非常喜欢中国村（当时有19栋小平房），每年夏天到行宫时，常与皇室成员或其宠臣来此游乐。19世纪初翻修之后，照亚历山大一世之令，这里改作接待宾客之用。著名作家德米特里耶夫在此下榻过，普希金敬重的历史学家卡拉姆津更在此居住多年，撰写他的历史巨著《俄罗斯国家史》。
我参观中国村时，它还未对外开放——还在搞内部装修。据管理人员介绍，不久之后，中国村即可作为度假村接待国内外客人。我暗自寻思，若是价钱不太高，我定会来此住上两夜，说不定会在梦中与普希金相遇，问他是否愿意随我游览他生前向往的中国。
中国村门口有两座中国小桥，稍远处还有一座中国桥。中国桥上的石墩雕成花瓶形状，其间点缀着铁铸的红珊瑚枝。无论是造型还是工艺，它们都相当精美，中国风格也把握得很不错。日久天长，桥头本来铸就的4座可持灯笼的中国人像，不知被弄到什么地方去了。
从中国村出来，穿过龙桥，在林荫道上转了许久，问了许多人，才找到昔日大名鼎鼎的中国剧院。从史料上看，这座于1778年开工的巨大建筑，堪称中西合璧的佳作。就总体而言，它是一座欧式房屋，但其飞檐翘角和绚丽的色彩与图案，又赋予它强烈的中国情调。而其金碧辉煌的内部装饰，更是将西方的舒适结构与奇妙的中国图案有机地结合在一起。专供沙皇看戏的包厢里陈列的瓷器、漆器和家具，都是专门从中国弄来的珍品。不用说，中国剧院里也演过中国题材的剧目，如1779年8月16日上演的《中国神像》。在普希金时代，由于亚历山大和尼古拉一世这两个沙皇对戏剧不甚感兴趣，中国剧院相对冷落。直到19世纪末才重又热闹起来，托尔斯泰的《教育的果实》就是在这儿举行首演式。不久之后，皇室成员康斯坦丁大公甚至亲自登台，在此扮演席勒《墨西拿的新娘》等名剧的角色。与中国村、中国亭等皇村中的其他中国式建筑相比较，中国剧院的命运最悲惨的：它已在1941年9月15日的大火中化为灰烬。
我顺着中国剧院的断垣残壁缓缓而行，尽量把目光投向远方，不去看这废墟。我想，一个国家，一个民族，其文化的向外传播，基本上是遵循无情的“流水法则”。当其兴盛之时，外界就对其文化感兴趣，乐于接受；若是处于滞后状态，无论其文化有多么灿烂，也鲜有人问津。普希金城的中国村荒废多年之后于20世纪90年代末而不是中苏交好的50年代重新翻修，虽然是俄罗斯国内政治趋于稳定，经济走向复兴的直接结果，但也不能说与中国改革的成功没有任何关系。可以预言，随着俄罗斯总体状况的进一步好转与两国关系的进一步改善，比修复中国村规模更大、投资也必然更多的中国剧院的重建工程，也会及早提到议事日程上来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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